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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图书
小于一
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 者: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出版时间:2014-09
ISBN:9787533939601
开本尺寸: 32开
定 价:45.00元
印 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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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美国国家书评奖获奖作品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著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经典散文集
著名诗人、翻译家黄灿然先生历时三年精心译成
独家引进,简体中文版全译本在中国大陆首次面世
目录
小于一
哀泣的缪斯
钟摆之歌
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
在但丁的阴影下
论独裁
文明的孩子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1899—1980):讣文
自然力
涛声
诗人与散文
一首诗的脚注
空中灾难
论W.H.奥登的《1939年9月1日》
取悦一个影子
毕业典礼致词
逃离拜占庭
一个半房间
作者简介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俄裔美籍著名诗人、散文家,生于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一个犹太家庭,15岁辍学谋生,很早开始写诗并发表于苏联地下刊物。1964年受苏联政府当局审讯,因“社会寄生虫”罪获刑五年,并被流放至西伯利亚。1972年被苏联政府当局强制遣送离境,随后前往美国定居,先在密歇根大学任驻校诗人,继而在其他大学任访问教授。1986年荣获美国国家书评奖,198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91年获选“美国桂冠诗人”。其代表作品有诗集《诗选》、《词类》、《致乌拉尼亚》,散文集《小于一》、《论悲伤与理智》等。
内容简介

《小于一》是约瑟夫·布罗茨基的第一部散文集,展现了他对文学、政治和历史等各领域的全面兴趣。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小于一》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自传。本书收录了布罗茨基评论诗歌与诗学的最卓越的散文作品。不可避免,《小于一》中也谈到了政治。这些散文是对历史和当今时代的深刻沉思。

本书也是一部私人回忆录。用作书名的散文《小于一》和压卷之作《一个半房间》,是布罗茨基为自己的故乡城市和双亲谱写的颂歌——或者说哀歌。

 

《小于一》作为一本诗人批评家的随笔集,都是独一无二和无可匹比的。首先,它不是一部纯粹的批评著作,也即不是纯粹的批评文章结集或专著,而是结合了自传成分,而由于布罗茨基的经历极具传奇性,因此这自传成分不仅包含了对诗歌的评论,还有对社会和政治的评论,尤其是对极权制度的评论。《小于一》是一部以长篇文章为主的随笔集,夹以若干短文,原书五百页,仅十八篇文章,其目录刚好占一页。除了标准的“诗人批评家”的长篇文章例如评论阿赫玛托娃、卡瓦菲斯、蒙塔莱、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沃尔科特、茨维塔耶娃和奥登的文章外,还有几篇短则三四十页、长则五六十页的“超文章”,包括分别对茨维塔耶娃和奥登各一首诗的细读;对20世纪俄罗斯散文(主要指小说)的无情裁决(《空中灾难》);对自己的成长(《小于一》)、对父母(《一个半房间》)和对他的城市(《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的回忆;以及历史笔记和游记(《逃离拜占庭》)。

文摘
论独裁

疾病与死亡也许是独裁者与其子民唯一的共同点。仅就此而言,一个民族可以因受一个老人统治而得益。这不是说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必死性就一定会使自己变得聪明或老练,而是说,一个独裁者用于思考譬如其新陈代谢的时间乃是窃取自国家事务的时间。国内和国际的平静是与困扰你的党第一书记或你的终身总统的恶疾之数目成正比的。即使他有足够的洞察力去学习每种疾病中固有的冷酷无情这门额外艺术,他通常也会颇为踌躇,不会贸然把这种学来的知识拿去应用于他的宫廷阴谋或外交政策,原因之一是他本能地寻求恢复他早前的健康状况或干脆相信他会完全康复。
就独裁者来说,思考灵魂的时间总是被用于策划维持现状。这是因为一个处于他那种位置的人是不会在现在、历史和不朽之间作出区分的,三者皆为了他自己和全部人口的方便而被国家宣传融为一体。他紧紧抓住权力就像任何老人紧紧抓住养老金或存款。有时候一些似乎是高层清洗异己的举动总是被全国视为企图维持稳定,而全国正是为了稳定才首先让独裁制度建立起来的。
金字塔的稳定是很少依赖其尖顶的,然而却是那尖顶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不一会儿观赏者的眼睛便因其难以忍受的完美外形而疲倦了,于是要求改变。然而,当改变来了以后,却总是更糟。至少可以说,一个老人为了避免对于他那种年龄来说尤其难受的羞辱和不安而斗争,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他在那场斗争中可能会很血腥和卑鄙,却不会影响金字塔的内部结构或其外部阴影。而他斗争的对象,他的死对头们,受到他的恶毒对待却是应得的,原因之一是从年龄差别的角度看,他们的野心犯了同义反复。因为政治即是几何式的纯粹,它拥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在那尖顶上,只有供一个人占据的空间,而他最好是年纪老迈,因为老人从不假装自己是天使。老迈的独裁者的唯一目的是维持其地位,他的惑众言论和伪善并不要求其子民必须相信或必须广为传播。而怀有真实或虚假的热情和献身精神的年轻新贵到头来往往会提高公众的犬儒主义水平。回顾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犬儒主义是社会进步的最佳码尺。
因为新独裁者总是采取新牌的伪善和残暴。有些更热衷于残暴,另一些则更热衷于伪善。想想那些20世纪的独裁者吧。他们总是以不止一种的方式来鞭挞他们的前任,并且又一次使公民意想不到以及又一次使旁观者大跌眼镜。一位人类学家(并且还是一位极端高傲的人类学家)会对这种发展怀着极大兴趣,因为它拓宽了我们对人类这个物种的看法。然而,必须指出,上述程序既拜科技的进步和人口的总增长所赐,也有赖于个别独裁者的独特邪恶。
今日,每一种新的社会政治体制,不论是民主的还是极权的,都已进一步远离个人主义精神,而走向群众的一呼百应。个人存在的独特性这一理念已被匿名性取代。个人往往不是死于刀剑,而是死于阴茎,并且,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小,它都需要或者说逐渐屈从于中央计划。这种事情很容易繁殖出各种形式的专制制度,而独裁者们自己则可被视为电脑的一个个淘汰版。
但是,如果他们仅仅是电脑淘汰版的话,那也不太坏。问题在于,独裁者有能力采购新的、尖端的电脑,并致力于为它们配备人员。淘汰型硬件使用先进配件的例子多的是,例如希特勒诉诸扩音器,又如斯大林利用电话监听系统铲除政治局里的异己。
人们变成独裁者不是因为他们拥有独裁的天赋,也不是因为纯粹的机遇。如果一个人拥有这样的天赋,他通常会取捷径,成为家族独裁者,而真正的独裁者却是以害羞闻名的,并且不是非常有趣的家庭男人。独裁者的工具是政党(或军阶,它有着与政党相似的结构),因为,如果你要达到某种东西的尖顶,你就得拥有某种具备垂直地形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政党不同于一座山,或者更准确些,不同于一座摩天大厦,它实质上是一种由精神上或其他方面的失业者发明的虚构的现实。他们来到世上,发现其有形的现实,摩天大厦和山,已完全被占领。因此,他们的选择处于等待旧制度的空隙与创造他们自己的另一种新制度之间。后者更合他们的胃口,因为做起来更划算,仅是他们可以立即动手干起来就能说明这一点。创建一个政党本身就是一种职业,并且还是一种要专心致志的职业。它显然不会立即见效;可是这种劳动并不辛苦,并且这个抱负虽然前后不一致,但存在着大量的精神安慰。
为了掩饰其纯粹的人口统计学起源,一个政党通常会发展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神话。一般来说,新现实总是根据旧现实的形象创造的,模仿现存的结构。这种技巧既遮掩缺乏想象力,又为整个事业增添某种真实的气氛。顺便一提,这就是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欣赏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因。整体而言,想象力的缺席比在场更真实。政党纲领的单调沉闷及其领导人那种乏味而无甚可观的外表吸引了群众,他们把它视为他们自己的反映。在人口过剩的时代,恶(以及善)变得与其对象一样地平庸。要成为独裁者,最好是变得沉闷。
而他们人沉闷,生活也沉闷。他们唯一的奖赏是在往上爬时获得的:看着对手被超过、推开、降级。在本世纪初政党林立的时候,尚有额外的快乐,例如派发粗制滥造的宣传小册子,或躲避警察的监视;此外尚有在秘密大会上发表热情的演讲的快乐或用政党的金钱到瑞士阿尔卑斯山或法国里维埃拉休养的快乐。现在这一切已一去不复返了:迫切问题、假胡子、马克思主义研究。只剩下等待晋升的游戏、永无休止的繁文缛节、文书工作、寻找可靠的伙伴。就连小心你的舌头的那种战栗亦不复存在,因为显然已经没有任何值得你那些装满窃听器的墙壁去留意的东西了。
使人爬到顶尖的,是时间的缓慢消逝,他们的唯一安慰是时间赋予这一事业的真实感:费时即是真实。即使在反对派的基层中,党内晋升也是缓慢的;至于执政党,则一点也不用焦急,并且经过半个世纪的主导统治之后,它本身也已具备分配时间的能力。当然,就维多利亚时代意义上的理想而言,一党制与现代的政治多元主义并无多大区别。不过,加入当前唯一的政党所需的不诚实度,仍然要多于平均数。
然而,不管你多么机灵,也不管你的记录多么无可挑剔,你都不大可能在六十岁之前进入政治局。在这种年纪,生命已是绝对不可逆转的了,而如果一个人握住权力的缰绳,他只会把拳头攥紧至断气为止。一个六十岁的人不大可能去尝试任何有政治经济风险的事情。他知道他只剩下十来年时间,而他的快乐主要与美食和科技有关:精致的食谱,外国香烟,还有外国汽车。他是一个维持现状的人,而这在外交上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他的导弹储藏量正在稳步增长;但维持现状在国内却是难以忍受的,因为不做事即意味着使当前局势恶化。尽管他的死对头可能会利用后者,他却宁愿消灭他们而不愿着手进行任何改革,因为一个人总是对使他取得成功的那个体制怀有一点儿眷恋之情。

良好的独裁制度的长度一般是十五年,至多二十年。超过这个长度,将无一例外地滑入兽性。接着,你也许就可以获得见诸发动战争或国内恐怖或两者兼而有之的那种显赫权势。幸运的是,自然规律发挥其威力,有时候及时地假那些死对头之手,即是说,在你的老人决定制造一些可怖事情使自己不朽之前动手。那些其实已一点也不年轻的年轻干部从底下往上挤,把他推进了纯粹时间的蓝色彼岸。因为在抵达尖顶之后,那是唯一可以继续下去的途径。然而,自然规律常常要亲自动手,且会遭到国家安全机关和独裁者私人医疗队这两者的负隅反抗。外国医生们被请进来把你的老人钓出他沉没下去的衰老的深渊。有时候他们的人道救援努力(因为他们的政府本身也极有兴趣去维持这种现状)成功得足以使这位伟人去重新对他们各自的国家发出死亡威胁。
最后,两方面都放弃了;机关也许比医生更加不想如此,因为就一个即将受来临的变动影响的等级制而言,医药的地位较次要。但是就连机关最后也对那位它们肯定要比其活得更长久的主人厌倦了,而当保镖把脸孔别过去,死神便拿着镰刀、锤子和铡刀溜了进来。翌晨,全国人民不是被准时的公鸡吵醒,而是被扩音器喷涌而出的一浪浪肖邦《葬礼进行曲》吵醒。然后是按军事规格举行的葬礼,马匹拖着炮车,前面有一队士兵捧着红色小垫,上面摆满了以前用于装饰独裁者外衣的奖章和勋章,如同一只获奖的狗胸前挂满了牌子。因为这就是他的本色:一只跑赢的获奖狗。而如果全国人民一如时常会有的那样哀悼他的亡故,他们的眼泪也是输钱的赌博者的眼泪:全国哀悼其失去的时间。然后政治局成员露面了,扛起那覆盖着国旗的棺材:这是他们唯一共有的分母。
当他们抬着死去的分母时,照相机便咔嚓作响,外宾和本国人民屏息凝视那些神秘莫测的面孔,试图找出哪个是继承人。死者可能自负得留下一份政治遗嘱,但它是绝对不会公开的。继承人的决定要由政治局的一次闭门(即是说,向全国人民闭门)会议悄悄作出。也即是绝密的。秘密性乃是党的一项古老的烦恼,呼应其人口统计学起源,呼应其光荣的非法往昔。那些面孔则什么也没有披露。
他们把这件事做得格外成功,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披露的。因为情况只会更加一样。那位新人只会在外形上与那位老人有所不同。在精神和别的方面,他注定要成为那具死尸的彻头彻尾的翻版。这也许就是最大的秘密。想想吧,党的人事变动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接近复活的事情。当然,重复令人厌烦,但是如果你秘密地重复事情,仍可能很有趣。
然而,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明白到这些人之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成为独裁者,明白到导致这种不确定和混乱的原因无非是供过于求而已,明白到我们不是在与某个人的独裁打交道而是在与一个政党的独裁打交道,这个政党已经使独裁者的产量达到与工业同步的水平。考虑到个人主义投降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不能不说这个党一般来说是十分精明的,具体来说又是十分机灵的。换句话说,今天“谁将成为谁”这一猜谜游戏,其浪漫和陈旧就如棒接球游戏,只有自由选举出来的人才会去沉溺于玩它。鹰钩状侧面像、山羊胡子或铁锹式胡须、海象似的或牙刷似的八字须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不久之后就连粗眉也要一去不复返。
不过,这些乏味、灰沉、无特征的面孔仍有某种使人难以释怀的东西:他们看上去跟谁都一样,这使他们给人一种几乎是地下的感觉;他们像草叶一样彼此雷同。那视觉上的冗赘为“人民政府”的原则提供了某种额外的深度:由谁也不是的人实行的统治。不过,受谁也不是的人统治是一种远远更为无所不在的独裁,因为谁也不是的人看上去像每个人。他们以不止一种的方式代表人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操心选举。设想在譬如说中国这个十亿人口的国家推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的可能结果,这对想象力来说是一件颇为艰巨的任务:这会产生什么样的议会,又将有多少千万的人构成少数派。
本世纪初政党的勃兴是人口过剩的先声,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它们表现得如此出色。当个人主义者取笑它们的时候,它们大肆扩张非个性化,而现在个人主义者再也笑不出来了。然而,目标既不是党自己的胜利,也不是某个官僚的胜利。没错,他们走在时代前面,但时代前面还有很多东西,尤其是还有很多人。目标是要方便他们在这个没得扩张的世界上进行数字式的扩张,而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是把每一个活着的人非个性化和官僚化。因为生命本身也是一个公分母;这已足以成为用更具体的方式建构存在的前提。
而一个独裁制度正是这样:为你建构你的生命。它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尽量一丝不苟,显然比一个民主政体做得好多了。还有,它是为你好而这样做的,因为在人群中展示个人主义可能是有害的:首先对那个展示个人主义的人有害;但是你也得顾及他身边那些人。这就是由党领导的国家连同它的安全局、精神病院、警察以及公民的忠心的意义所在。不过,所有这些发明仍然不够:它的梦想乃是要使每个人都成为他自己的官僚。而这个梦想成真的日子看来就快到了。因为个人存在的官僚化开始于政治思考,而这是不会因有了一个袖珍计算机便停下来的。
由是之故,如果你在独裁者的葬礼上仍然感到哀伤,那主要是出于自传的理由,还因为这种离去使你对“往日好时光”的缅怀更加具体。毕竟,那个人也是老派产品,那时人们仍然看得出他们说的与他们做的之间的区别。如果他在史书上不值得多于一行,那就更好了:他只不过是没有为了被写一大段而让其子民的血溅个够罢了。他的情妇们都有些发胖,并且不多。他写得很少,也不画画或玩任何一种乐器;他也没有推行新式家具。他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独裁者,然而最大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想尽办法要跟他握手。简言之,他不捣乱。而当我们早晨打开我们的窗户时,发现眼前的地平线仍然不是垂直的,那要部分地归功于他。
由于他的职业的属性,没有人知道他真正想什么。很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倒适合做一篇很好的墓志铭,除了芬兰人所讲的有关他们的终身总统乌尔霍·吉科宁的一段轶闻,那段轶闻的开头是:“如果我死了……”

1980年